但好景不长，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后，陈独秀退出领导核心，而张国焘作为陈独秀的“右倾派骨干”也被中央政治局除名和中央执委除名。但由于临时中央“八七会议”后领导的三大武装起义均遭失败，共产国际对瞿秋白为首的领导班子很不满意，1928年5月，张国焘又以党内反对派的身份受到邀请，赴莫斯科参加“六大”，张再次发挥出机会主义份子的特长，在会上痛哭流涕，承认自己以前的“右倾”错误，并带头表示，誓死顾从共产国际和中央。他的表现赢得了共国际的赞赏，于是他再度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并一直留在莫斯科工作。
1931年春，张国焘回到上海，此时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均先后受到了国产国际的批评，王明开始执掌政治局，张国焘在莫斯科本与王明不合，但一见王明掌权，他便再次投机转向，在党刊《实话》上发表文章，为王明大唱赞歌，说“陈绍禹（王明）同志是坚持执行国际路线的最好的同志，反对‘所谓的陈绍禹（王明）派就是反对党和国际”，这当然让王明非常受用，两人把酒言欢，以前的旧怨当然也一笔勾销。
取悦王明之后，张国焘向王明提出，想出任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书记兼军委主席，原来，对于王明一伙“新贵”，张国焘其内心是瞧不起的，他怕和他们在一起，自己没有光明的前途，但是前往鄂豫皖苏区就一样了，天高皇帝远，在那里他是一把手，整个鄂豫皖都由他说了算，可以过一过掌握实权的瘾。王明不知他的实际想法，就答应了他的要求。张国焘十分答应，到达鄂豫皖之后，他私底下曾跟自己的几名亲信说，我来这里，是出于做一个独当一面的党的领袖，在中国革命中扮演“要角”的愿望。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张国焘一到鄂豫皖苏区，为取悦王明，便执行一系列的左倾政策，在军内大力肃反，杀掉了六千多红军战士。连周维炯，许继慎这样的红军名将也被杀掉。
在第4次反“围剿”斗争，张国焘贯彻“左”倾冒险主义及其错误的形势估计与战略指导。张国焘片面夸大红军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认为国民党军已成“偏师”，在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到来之前，仍坚持执行“坚决进攻”的战略方针，令红军出击京汉线，威逼武汉，造成了作战之初红军就处于不利态势。在国民党军大军压境的严峻形势下，张国焘不是采取诱敌深入、避强击弱、各个击破的方针，而令红军主力星夜西移，迎击国民党军主力，试图与其决战，一举打破敌人的“围剿”。结果虽然红军指战员进行了极为英勇的战斗，但没有打破敌人的“围剿”，也未改变不利的战局，而陷于更加被动的局面。最后不得不撤离根据地。向川陕一带转移，由于蒋介石把重心放在进攻中央苏区上，因此，经过几年的休整，张国焘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逐渐又呈人强马壮之势。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看到红一方面军只有不到两万人，而自己却有八万人马，机会主义思想再一次在脑海中泛腾起来，觉得这是夺权的大好时机。而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党中央当然也看出了张国焘的野心，一直对张国焘有所提防。
1935年8月初，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军。为实施“夏季战役计划”，经草地向甘南进发，但是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在卓克基、马塘一带集结出发到达阿坝后，拒不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提出西出阿坝，向青海边远地区发展的错误主张而按兵不动。为克服张国焘的阻饶实现左右两路北上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决定于8月26日在毛尔盖索花寺院召开扩大会议，批评张国焘的错误，为防止张国焘闹事，军委要求保卫部严密监视张国焘。做好精心准备，以防不测。
听李富春说明了情况之后，杜理卿终于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他马上向李富春敬了一个礼道:“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坚决完成党中央交给我的任务。”
“毛尔盖会议”召开那天，杜理卿在会议室附近做了精心的布置，自己则亲自在门口把守，中央的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等同志先后进入了会议室，最后，张国焘带着几名警卫出现了，看也不看就往里直闯，杜理卿急忙拦住他，向他敬了一个礼道:“首长，按照规定，开会的人不能带警卫员进去。”张国焘悻悻地一挥手，示意自己身边的人留在外面，自己又往里闯去，杜理卿目光敏锐，见他腰间鼓鼓，估计他腰间藏着枪，便拦住他道:“首长，按照规定，参加会议者不能带枪，请您将枪给我保管，等会议完后再还给您。”张国焘见一个小小的保卫团长竟然敢阻拦他，不由得大怒道:“我是政治局委员，是红四方面军的领导，这里我是主人，难道带把手枪都不行吗？”他这一发怒，他身后的几名警卫全都手按枪柄，气氛一时有些紧张，杜理卿毫无惧色，不卑不亢道:“这里不存在着主人和客人，大家都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关系，首长，已经进去的几位中央首长都是没有带枪的。请您也务必遵守会议纪律，我职责所在，请不要叫我为难。”他一说话，早有准备的保卫团的同志立刻将枪口对准了张国焘。
杜理卿的话无懈可击，张国焘又见中央早有准备，只好解下了自己的佩枪,交到了杜理卿的手中。
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周恩来、王稼祥、陈浩昌等，列席会议的有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李先念、林彪。会议批评了张国焘西进退却错误，认为向西不论敌情、地理、民族、经济政治等条件均于我军发展极其不利，坚决提出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向东发展，只有向东发展才能转入新形势，这是根本原则问题。会议还明确规定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以补充两河口会议，再次肯定创建川陕甘苏区方针的正确性，提出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等偏远山区是一个危险退却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张国焘迫于压力，只好在会上作了检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就这样，杜理卿奉军团首长李富春的命令，警卫毛儿盖会议，圆满完成了确保党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安全的光荣任务。
“西安事变”发生后，杜理卿作为中g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跟随周恩来同志飞赴西安，为了便于工作，周恩来同志给他改名杜智文，应邀担任张学良将军所部警卫团秘书长兼第三科科长，在极端复杂的政治局面下，做了大量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国共开始实行第二次合作之后，为了加强对情报、保卫工作的领导，中央成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1937年12月，中央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敌区工作委员会”，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周恩来任主任、张浩任副主任。不久，周恩来去国统区谈判，又由康生接任主任，潘汉年任副主任。1938年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下设三个部:战区部，部长杜理卿；城市部，部长潘汉年、副部长汪金祥；干部部，部长陈刚。后又成立“中央保卫部”，由杜理卿任部长。为了工作的需要，杜理卿改名为许建国。
1939年2月18日，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被撤销，中央新组建了中央社会部（又称中央情报部），负责领导全党各根据地和边区的保卫和情报工作，康生任部长，王稼祥、叶剑英、李克农任副部长，后来孔原、潘汉年也担任副部长。中央社会部的机构十分精干，下设两部一室一处:第一部（侦察），部长杜理卿；第二部（情报），部长潘汉年、孔原、曾希圣；办公室和秘书处。中央社会部及地方各级社会部的成立，结束了以往情报、保卫工作分散、缺乏完整统一的系统的局面，提高了工作效率。
杜理卿指挥侦破的大案之一:军统特务刺杀中共高级领导人案
1939年春，延安。
一个相貌斯文清秀，个子瘦高的年青人挟着书本，慢慢地从延安大学走了出来。
延安成为很多进步青年心目之中的革命圣地，纷纷从全国各地奔往延安学习。有的还参加了党。成为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这名年青人叫做沈辉，是一名青年学生，前不久才从北平来到延安，通过审查之后，在延安大学学习，但其实这一切都是假象，他的真名叫沈之岳，真正的身份是军统陕西工作站的特务。他是浙江仙居县人，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自学过俄语，精通英语，枪法也很准，很受戴笠器重。
抗战初期，沈之岳在上海、杭州两地曾诱杀过七八名党员。戴笠曾希望派军统陕西工作站站长毛人凤潜入延安刺杀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但毛人凤认为希望不大，没有答应。但是沈之岳却向毛人凤主动请缨潜入延安，力争刺杀行动成功，这让毛人凤喜出望外。为了能够进入延安，沈之岳特地“认真”学习了几本马列著作，能把“革命理论”倒背如流，装扮成“进步青年”象模象样。因此，他到达延安之后，虽经几轮审查，但始终没有露出马脚，顺利地进入了延安大学学习。
沈之岳是个非常狡猾的人物，为了保护自己，到延安后迟迟不敢与在延安的同伙接头。为了不引起怀疑，他也没有敢走近毛泽东居住的枣园和中央机关驻地杨家岭。企图长期潜伏，以寻找最佳时机刺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
此时，刚刚下课的他，正准备开门进入自己所住的窑洞宿舍，忽然，他停下了脚步，警惕地看了看四周，见四周虽然有人，但并没有人特别注意到他，他便赶紧走到了附近的一棵老榆树下。
在这棵老榆树上，有两个地方的树皮被割去了，显露出一个正三角型，一个倒三角型的形状，而这，正是他和潜伏在延安地区的特务的接头暗号。
他再次注意到四周无人之后，随后，他的手沿着第一个三角形所指的箭头向上，伸进了一个用刀挖的小树洞里，里面有一张烟盒纸，上面写着奇奇怪怪的文字和符号，那是他的接头人用暗语告诉他，翌日中午到甘泉县杜甫祠堂见面。
看到这里，，沈之岳立即烧掉纸条。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入了自己所住的窑洞。经过深思熟虑，他觉得最近风声有些紧，决定不去贸然接头。暂时静观其变再说，他后来才知道，因为他的狡猾多疑，结果这一次侥幸逃得了一命。
原来，就在今日，李克农忽然召许建国到他的办公室，告诉他，中央军委的电台已经两次截获发自延安城外的可疑电波信号；而绥德县的一个天主教堂附近已测出有敌特的秘密电台在活动。据此分析，潜伏在陕甘宁边区的敌特很可能在策划一起重大破坏行动，甚至是武装暴乱。许建国听后不禁大吃一惊和，立刻向李克农作出保证，一定尽快肃清陕甘宁边区的敌特组织，拔出安插在边区的“钉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许建国发现延安城外的麻家铺有个已还俗的僧人行踪可疑，常不定期地与一名叫谢仁义的小杂货店老板接头。谢仁义则不定期去七里铺乡镇小学，与一个姓张的小学校长接头。为了不打草惊蛇，许建国所在的侦察部派出保卫人员对其暗中监视布控，发现谢仁义不但有枪，还有电台，通过截获的电文发现，谢仁义将于某日在七里铺乡镇小学召开敌特会议。侦察部的同志立刻把这一情报向许建国作了汇报。许建国见证据确凿，当机立断决定在敌特召开会议的那天抓人。到了敌特召开会议的那天，许建国亲自带队，前往七里铺乡镇小学，包围了正在开会的敌特们，并向敌特们喊话，叫他们投降，参加会议的八名特务，除了拒捕的还俗僧人被开枪击毙之外，其余七名特务，全部自动投降。
经过审讯，许建国得知特务们与延安城外一股地主武装联合起来，准备策划破坏延安通往绥德的公路，并阴谋伏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一行；他们还计划潜往枣园、杨家岭等地，向毛泽东与中央驻地的几口水井投毒，以暗杀中央领导人。已被捕的国民党延长县县长周景云还供认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军统已派了一名杀手潜入延安，计划杀害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但此人迟迟没有动静，虽然他们曾向这名杀手发出了联络的信号，但不知是出了什么原因，这名杀手并没有同他们联系。
这名杀手指的就是沈之岳，他从周景云等人被抓之后，党中央社会部展开的对延安大学的学生展开的新一轮审查行动中嗅到了不寻常的气味，在一个夜里逃走了。
此次除奸行动，打入边区的特务被一网打尽，破案之后，党中央、西北局先后对中央社会部予以表彰和奖励。在这次锄歼行动中，只有沈之岳因主动中断与其他特务的联系而逃跑。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在蒋经国的极力推荐下，沈之岳担任国民党“调查局”局长。1990年，沈之岳因患肾病曾到北京治疗，1995年在台湾病死。
笔者作为许建国的后人，经过几年的整理，对许建国一生的传奇经历进行了归纳总结，希望能让大家都对这位传奇人物，对我党情报保卫工作和城市公安工作的历史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这也是笔者写这部传记的目的。
许建国正确执行统一战线方针
1939年的冬天，完县公安局局长刘仙峰同志向边区公安局汇报了一个有争议的国民党特务案件。
刘仙峰说:“我们完县政府有一个‘西安事变’前的国民党支部书记长叫周坊，又名周左舟，因他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被国民党撤了职，1937年的9月，他参加了完县抗日动员会的工作，在这两年多的工作中，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反动言行，工作也很积级，可是我们县政府的几位领导，非要把他按‘国特’首要分子处理不可。我不同意抓捕，向他们提出意见书，因此争论不休，一直闹到县委会上。还是没有闹出结果，我这次来局里，是想听听各位领导的意见和指示的。”
边区公安局二科科长黎云同志听了刘仙峰的话后说道:“仙峰同志的汇报说明了一个‘国特’与国民党员的政策界线不清问题，我同意仙峰同志坚持不捕的意见，不能既无反动事实，又无反动证据，只凭他是个国民党撤职的县党支部书记长就把他抓起来，否则，这会影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
局长李波同志说:“我同意黎云同志的看法，就不再重复了。下面有请许部长指示。”
许建国说:“我同意李波和黎云同志的意见，再补充点看法，类似这种政策界线不清的问题，何止完县一地几人的问题，我建议你们整理一个文件，但不要提县名和人名，因为我们没有向同志们交待清楚，落实党的政策实质不够广泛，也不够深刻，不能责怪下边同志们，为解决这类问题，我提点参考意见。我认为，政策是解决矛盾的依据，例如，我们的除奸反特政策，优待俘虏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粮食政策等等，虽然各有侧重，但都是为了抗日救国这个中心而制定的，因此说，我们党的各项政策都是代表抗日政府，人民的意志的，都是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中华民族的集中表现，党的各顶政策的实质和作用是一致的，决不能是单打一，分割，甚至对立起来。必须以相辅相成的观点对待党的各项政策，才能发挥政策的威力，才能体现党的路线，方针的政策，在执行党的政策上，要严防顾此失彼的现象。”
“总的来说，坚持抗日，反对妥协，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在处理国民党党员的具体问题上，也必须坚持具体分析，分别处理的原则，国民党内部派系比较复杂，有真正拥护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孙系国民党员，这部分党员拥护我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并积极地参加抗日工作。我们对这部分国民党采取团结抗日的态度。还有一部分国民党员虽然同情抗日，但信心不足，决心不大，顺利时就表现积极，困难时就摇摆不定，甚至妥协掉队。我们对这部分国民党员要采取争取的态度，尽力争取他们坚持抗日。自动脱离抗日组织的，我们也不追究，此外是已经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民族败类，汪精卫系的特务，汉奸，走狗，公开地为日寇效劳的人民公敌，我们要坚决彻底地消灭他们，决不能有任何软弱无力和表现。从抗日斗争形势的要求来看，我们宣传党的政策还有些狭隘，说重一点，还有些自缚，有的同志认为，政策是领导干部掌握的问题，例如，反‘国特’，你不叫国民党和特务人员知道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也等于空文一张，向干部宣讲党的政策，是为了更好地掌握政策的实质精神，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显了使广大人民群众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向敌伪谍敌宣传我们的政策，是为了削弱，瓦解，消灭敌人，因此说，政策不是什么秘密，我们要广泛地，不厌其烦地，深入宣传d的各项政策，才能破除自缚的障碍。”
“回到具体反‘国特’的问题，首先讲明什么叫国特，所谓‘国特’就是国民党形形色色的特务分子，这和我们常说的汉奸一样。是个简称，反‘国特’不是反所有的国民党员，反汉奸不是反所有的汉族人民。这个界限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认为，那就是否有反革命行为和证据，如不具备这两个根本问题，那就不能凭主观或客观片面现象来定性抓人。这就是区别是不是‘国特’的标准，也是我们公安局，法院要坚持的原则，特别是在反“国特”案件中，由于国民党的卖国求荣，对老百姓的统治压迫，苛捐杂税的剥削，贪官污吏的敲诈等等，他们自己造成了被人民的痛恨，这种历史原因一时很难消除，所以在反“国特”时是群起而攻之是可以理解的，这就要求我们公安局向人民大众讲明这个界限问题，否则给人们一个模糊观念，糊涂思想——到底是反国特呢，还是反国民党员呢？否则就失掉了反“国特”的意义，我们反对国民党的特务是为了巩固合作抗日，巩固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而不是削弱，这就是我们要确切掌握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则，所以只我们知道不行，还要叫国民党知道，要叫广大人民大众知道。
几名同志一起点头:“许部长，您讲得太透彻了，我们完全明白了。”
回县之后，刘仙峰向县委作了详细的汇报，县委接受了许建国的意见，召开了扩大会议，责成刘仙峰向扩大会汇报请示的经过，传达许建国的指示，会后又起草了一个专门文件，作为全党学习的教材。
许建国侦破的大案之二:重审熊大正案
1939年，党中央派许建国同志率领中央社会部考察组到敌后考察，考察组由苏毅然、陈叔亮、史光、张友恒、孙文东、苏育民、张季良、郑大、江涛、王其祥、伍彤、任远等13位青年干部组成。
抗战初期，被党中央誉为模范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不仅威逼北平、天津、保定、太原等华北敌人占领的大中城市，也是西北屏障和支援东北、华中的基地。因此，侵华日军除了集中兵力频繁进行所谓军事扫荡外，还秘密派遣特务等打入边区，伪装抗日，进行破坏行动。国民党特务组织也从平津等地向边区渗透。当时我军和地方的除歼保卫工作比较薄弱，存在不少问题，既有麻痹轻敌现象，也有敌、友、我区别不清，打击面大的“左”的倾向。分局社会部建立后，许建国同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带领干部审理了一批重大案件，以其丰富的经验、卓越的才干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澄清了案情，保护了同志，纠正了错误，总结了经验，培养和提高了干部的水平。最著名的是重审“熊大正案件”。6月，许建国一行到达了晋察冀边区中心阜平县城南庄，开始对边区军区锄奸部的工作进行考察，受到了边区领导的热烈欢迎，因工作需要，杜理卿改名为许建国。军区锄奸部的领导王某某，对自己的工作自我感觉良好，在向许建国汇报工作时有些得意地说“军区锄奸部的锄奸保卫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前不久才破获了一起特大日特汉奸案件，挖出了深藏在边区的一批日特汉奸，而这些人竟都是边区政府部门的重要干部！”
“哦”王某某的一席话引起了许建国的高度注意:“他们是些什么人？”
“主犯是供给部长熊大正，还有卫生部长张珍，副部长李雪等十余人。”
竟然涉及到供给部长及正副卫生部长，许建国愈发重视了，忙问:“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王某某说:“许部长您应该知道，晋察冀边区受到日本和伪军的层层封锁，日伪对于药品的管理又十分严格，但是熊大正不久前竟然能突破层层封锁从哈尔滨市搞来了一大批药品，这就引起了我们极大的怀疑，把他抓了起来，对他审讯，起初他一口咬定是从哈尔滨市伪警备副司令李占元那里搞来的，说李占元是他在哈尔滨读书的同学，关系很好，李占元虽是伪副司令，但他一向很同情党，经过我们加大审讯力度，熊大正方才承认他在哈尔滨读书时早就被收买，最后打入我党内部，此次药品的确是李占元搞的，但是经过日本人的同意，有意这么做的，目的是让熊大正借此立大功，从而能在晋察冀边区爬到期更高的位置，以获取更多的更有价值的情报，但是，没想到我们的警惕性这么高，反而弄巧成拙，暴露了日特汉奸的身份，最后他还供出了张珍、李雪等卫生部和供应部的十几个人。”
听了王某某的汇报之后，许建国没有表态，而是让王某某把有关熊大正的案子的所有档案拿来，他翻着看着，目光落在熊大正盖了手指画押的那张招供书上，竟发现招供书上有斑斑的血迹，他的眉头不禁皱了起来，再看张珍、李雪及其余人的招供书，几乎是张张都有血迹，他的眉头皱得更厉害了。
“这是怎么回事？”他指着纸上的血迹问王某某。
“哦，这些日特汉奸，开始死顽固，我们就给他们吃了一点苦头，他们才招了。”
“那就是说你们是刑讯逼供？”许建国的口气不禁严厉起来。
王某某还没有意识到许建国表情的变化，依然十分轻松地说:“咳，对待敌人不能心慈手软嘛，我们的同志一时气愤不过打几下，那也是很正常的，不然那些日特汉奸怎么会招供呢？”
“刑讯逼供怎么能算数呢？搞公安工作应当是重证据，重事实，轻口供，这样才能做到防错防漏，不枉不纵啊。”许建国激动起来，“当年‘肃反’，‘打ab团’，采用刑讯逼供的方式，冤杀和错杀了一大批好同志，难道血的教训还不深刻嘛，当年我就是被刑讯逼供，打成了ab团份子，若不是江华政委赶到，我已经就去见马克思了。”
王某某被许建国说得脸红一阵、白一阵子，嗫嚅道:“这……这……”
许建国又语重心长的说:“王某某同志，你要知道，政法干部手中握有生杀予夺之权，决不允许草率结案呀，熊大正这件案子，当然可能是审对了，但是，也的确存在着，熊大正真心实意为党出力，为边区政府出力，利用李占元同学的关系搞来药品的可能性，所以我们的工作就不能简单粗暴，主观臆造，必须认真仔细地弄清事实。”
许建国的一席话，让王某某心服口服，连连点头:“是，是”
为了弄清熊大正案子的事实真相，许建国顶着酷暑，亲自对熊大正进行复审。
当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熊大正走进审讯室时，发现此次主审地换了人，这个人是从未见过的，一点也不似王某某那样冷酷，相反地态度很和蔼，审讯室的气氛也并非象以前过堂那样紧张。
“熊大正同志”，主审官开口说话了“我是中央社会部保卫部长许建国，是专门来对你的案子进行重审的。”
戴着眼镜，一脸书生气的熊大正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并且心中油然生起了申冤的希望，因为他听到面前的主审官许建国依然称呼他同志，这在以前的审讯中是从未有过，从他第一次被带进审讯室就被直呼为‘熊汉奸’、‘熊日特’。
许建国继续道:“熊大正同志，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我们决不放过一个奸细，也决不冤枉一个好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会严格遵守党的政策和公安守则，决不动刑，你要讲真话，说实情，决不许欺骗政府，骗取信任，不要自欺欺人，更不可陷害他人，有错可以纠正，有冤允许申诉！”
许建国的话象一阵春风吹进了熊大正已冰冻的心里，他激动地叫嚷起来:“许部长，我一定如实交待问题，我是被冤枉的啊，是被屈打成招的啊，张珍、李雪等人也是冤枉的，他们要我交待同伙，我只好胡编把他们供了出来”……
一连半个多月，许建国对每一个牵进熊大正案子的同志都一一单独会审，表现出一个公安人员高度的责任心，许建国对他们始终都采用反复说理，耐心教育，以理服人，政治感化的方式，达到了显著的审理效果，这些同志都主动说明了问题，表明了自己的清白无辜。
就在案情真相即将大白之时，突然从哈尔滨来了一封直接寄给熊大正的信，使得熊大正一案又起风波。
信的原文是:“大正你好，久未得消息，不知你吃了童神医的药之后，身体康复的进展如何，请务必按照童神医的药方天天服药，并经常向他报告，不可大意，盼善自处理一切事物，是所至盼！”
看了这封信之后，许多已经相信熊大正等人是无辜的同志又之动摇起来，尤其是冀中军区锄奸部的一些人，本来就对熊案重审颇不服气，此时便愈发坚定自己是对的。许建国重审是错误的，因为这封信的意思很显然是说，你目前在党内部发展得怎么样，一定要按照特务机关的指示行动，多向特务机关汇报情况，小心自己的处境。
许建国拿着这封信，却笑了，对大家说，“这封信的政治含义太明显了，使人一看便知其意思是什么，特务机关是十分重视如何保护自己的，他们的书信来往习惯用十分隐蔽的密码和信号，以免被发觉，这封信却似乎是在有意暴露熊大正而特务机关会这么蠢吗？熊大正被关押了几个月，熊大正一案已经出现在边区的报纸上，日伪的特务人员已经知道了熊大正其人。现在又获知此案在复查，可见日伪特务机关明明知道熊大正并非他们的人，为了对我制造事端，扩大假象，加重熊大正的嫌疑，故写了这样一封信，增加他是特务的证据，给公安局的办案人员提供一个假情况，造成假案，以达到破坏的目的。”
许建国的分析合情合理，叫人心悦臣服。
不仅如此，细心的许建国还秘密派人到哈尔滨调查李占元的情况，结果调查人员回来报告说李占元在熊大正案登在边区的报纸上之后，没多久就失踪，外界的传闻说他暗通党，已被秘密处决了。
一切终于水落石出，被冤枉的熊大正、张珍等人终于获释，他们对许建国的感激之情，当然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
然后此时的许建国却毫无喜色，相反地心情十分沉重，一方面是因为熊大正、张珍这些党的好同志受到了长时间的冤枉，差点丧命；另一方面是因为李占元的暗杀，他对边区党委书记彭真同志和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同志说:“党的政策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进行抗日，象李占元这样身居伪军高职，又有一定良知和爱国的人应该是我们大力团结的对象，有他的帮助，对党、对政府的事业可以起到多大的帮助啊，但却因为我们工作的失误使他丧了命，这对于我们来说，损失可谓巨大啊。”
听了许建国的话，彭、聂两位同志心情也十分难受，彭真同志说“我是边区的领导人，熊大正一案搞成冤案，责任在我，老许呀，从这件事看来，我军和地方的除奸保卫工作还很薄弱，问题不少，人员素质也不是很高，你看你是不是和考察组的同志留在边区，加强边区的公安保卫工作。”
聂荣臻司令也说:“边区急需要加强情报人手，我想在边区专门成立一个情报部门，由你指挥，你看如何！”
按照原定计划，考察完晋察冀边区之后，许建国就要带队回到延安。在后方机关工作与敌后边区工作相比其危险性自然要小得多，工作也轻松得多，而彭、聂也只是向许建国提建议，许建国完全可以推掉，但他想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党的大业，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下来:“好！”
经过党中央的批准，晋察冀北方分局社会部成立了，许建国任社会部部长，主管公管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
社会部一成立，许建国便着手开展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是举行干部训练班。然后组织这些干部到各分区进行社会调查，深入研究边区的敌情，我情和社会情况。随之，以这些干部为骨干，建立起各级公安保卫和情报工作机构，直到1943年，延安展开整风运动，许建国才返回延安，成为中央保卫委员会的三委员之一（即康生、许建国、曾希圣）。后又得返北方局。任北方局社会部部长。
杜理卿侦破的大案之三::侦破刺杀毛泽东案
1943年6月上旬，夜。陕北富县。
两条人影鬼鬼祟祟地来到八路军哨卡附近的草丛中，开始悄无声息地在草丛中爬行。
探照灯虽然在草丛中扫来扫去，但这两个人显然训练有素，几度闪身。隐藏，都躲开了探照灯的照射。
眼看着他们已经远离了哨卡，基本已经脱离了探照灯照射范围的时候，忽然，这两个人中的一个发出了一声低低地惨呼:“啊！”声音虽然小，但却被警惕性颇高的哨兵听见了，立即拉动枪栓道:“谁？”同时探照灯直往发出声音之处射去。
只见草丛中一人一动不动地趴在草丛中，而另一个身影正不顾一切地在草丛中狂奔，哨兵立刻鸣枪报警，并厉声喝道:“站住。”但那人不但不听，反而拔枪向哨兵还击，只一枪，便准确地打中了哨卡的一名哨兵。刹那间。枪声大作。哨卡的其他哨兵边开枪边追击，但那人十分悍勇，边打边跑，在围追堵截之中竟然成功逃入了山中，富县八路军不分昼夜，大举搜山，付出了牺牲三人的代价，才在一个山洞将敌人击毙。
在对另一名被生擒的敌人的审讯之后才得知，原来偷越哨卡的两人均是国民党军统的老牌特务。被击毙是庞鹏程，被抓获的叫张亦平。他们均受军统指派，准备潜往延安，伺机刺杀毛泽东及中共高级领导。本来这两人已经成功越过哨卡，但张亦平却忽然被草丛中的眼镜蛇咬中，发出了叫声，并因中毒当即昏迷不醒，八路军战士在捉获他后，对他进行了救治，本来已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张亦平被救活后，出于感恩，终于将秘密说了出来，并且还交待，中统已经派出多起特务成功潜入延安，随时准备采取刺杀行动。据说，中统还计划实行一项绝密的“a计划”，矛头专指毛泽东。而且军部内部对“a计划”十分乐观，称有相当的把握。
事关重大，情况很快反映到中央军委那里，联想到十天前在陕北吴旗县长官庙也发生一起武装特务偷越哨口的事件。这引起了中央军委的高度警觉。随后，中央军委保卫部牵头召开了留守兵团、延安边区政府保安处、延安公安局等单位的联席会议，作出了加强延安的防特反特，特别是保卫中央领导人安全的决定，在边区搜索武装特务。具体的工作由中央军委保卫部的陈泊同志和许建国负责。
接受命令后，陈许二人自知责任重大，两个人经常在一起碰头，研究有关情报。互相交流彼此的想法。
一天，两人在照常查阅中央领导人日常活动的安排时，一个信息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这则消息是:6月22日上午10时，毛泽东要接见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旅长田守尧。而这个田守尧，陈泊和许建国都不是很熟悉。两人商议了一下，决定对此事进行例行调查。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经反馈回来的资料说明，田守尧是当年3月上旬从华中出发，经渤海、冀东、平西进入晋西北，从那儿进入边区的。田守尧抵达晋西北时还有电报发给中央军委，称所持的中共华中局的介绍信在渡海战斗中丢失。虽然从这一点来看，有些令人生疑之处，但是介绍信在战斗中丢失，这也算合乎情理，而且类似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发生过。看起来，陈泊，许建国二人是有些多疑了，照常理看来，一个新四军的高级将领能有什么问题呢？但出于高度的责任心和警惕心，许建国和陈泊还是不放心，先后向晋西北的两个兵站去电，查证田守尧的踪迹，是否确实经过这两个兵站。
就是因为这一细心的行动，一桩惊天大案浮出水面。
当天下午，晋西北八路军兵站回电，称5月下旬并无新四军旅长田守尧从那儿经过！
接到电报，许建国和陈泊大为震惊，立即找到中央军委保卫部部长钱益民，建议马上审查田守尧。
审查新四军的一名高级将领？钱益民听罢相当吃惊。没有急于表态，而是询问他们俩理由。
陈泊道:“第一，田守尧3月份就离开了华中，到现在3个多月了，这中间可能发生很多的变化和变数，为什么晋西北兵站回电并没有这样一个人经过呢，这里面大有问题！”
许建国则道:“敌人既然对“a计划”那么自信，认为成功性相当大，目标又专指毛主席，我们必须要万分小心，不可放过任何一处疑点，我想，在延安，装扮成军人是不容易被发现的，既然晋西北兵站回电并没有田守尧这样一个人经过，而他田守尧却又在到达晋西北后给我们发报，这就存在着致命的疑点，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田守尧极有审查的必要。”
钱益民思考了一会儿，觉得陈泊和许建国分析得极有道理，便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并将主审田守光的任务交给了陈泊和许建国。
审查是以工作谈话的名义进行的，当田守尧进了办公室之后，陈泊，许建国还是照常和田守光客气地握手，宾主坐了下来，先随便聊了几句，诸如“在延安生活习不习惯”“对即将见到毛主席有什么想法”“新四军三师的一些领导现在身体好不好”之类，田守尧面色自然，毫无异样，对答如流，许建国话峰一转，忽然问道:“我有一名小老乡，也是我原来的老部下，现在你们八旅当营长，叫赵晓初，听说他不久前负了重伤，不知伤好了没有。“田守尧愣了一下，随即马上笑着回答:“赵营长啊，好了，早好了，现在又生龙活虎的。”许建国和陈泊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色，陈泊又装出漫不经心地问道:“田旅长，你到达晋西北时，是通过哪个县的哨卡啊。”田守尧眼都不眨一下，马上回答道:“xx县，xx县。”话音刚落，陈泊便厉声喝道:“胡说，这两个哨卡昨日就已回电，说根本没有你通过的纪录！你究竟是怎么过的哨卡的，你究竟是谁？”说到这儿，他一使眼色，早有准备的保卫部同志立即将田守光按倒在桌子上，并铐了起来，其佩枪也被下掉。
田守尧不停地挣扎，大叫道:“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我是田守尧，毛主席马上就要接见我，听我汇报新四军的工作，你们------”许建国马上厉声打断他的话道:“狗特务，不要再装了，新四军三师八旅根本没有一个叫赵晓初的营长，那只不过是我胡乱编地一个名字，哼，一诈你你果然就露出了狐狸尾巴。你以为你只要知道新四军师长，旅长一级的名字就够了么？”
听许建国这么一说，田守尧知道自己终究棋差一着，只得颓丧地低下了头。
案情终于真相大白了，原来这个田守尧真是假的，是军统派来刺杀毛泽东的大特务。而真正的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旅长田守尧、该旅参谋长彭雄等人，于3月初从山东赴延安参加党的会议，在连云港海面上与日军遭遇，所有人员遇难。打入日本内部的军统特务很快查清楚死者中有新四军旅长田守尧。在戴笠的亲自策划下，军统派出数批特务潜入延安，包括这个“田旅长”，欲寻机刺杀毛泽东。“田旅长”在延安中央军委招待所住了5天，没有人对他的身份表示怀疑，眼看还有两天就要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他计划就在接见这一天动手刺杀毛泽东，没想到被陈泊和许建国的火眼金睛识破了。如果不是这样，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许建国恢复和发展了东北情报机构
许建国到晋察冀边区工作以后，在开拓华北、东北以及上海等地区情报工作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无形战线上立下了特殊功勋。晋察冀边区社会部建立后，他在加强边区公安保卫工作的同时，遵循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着眼全局，以根据地为基点，把数百名情报工作人员派往大、中城市和各个战略地区，建立情报联络战线，组织和联络当地的秘密党员、进步青年、抗日爱国人士等，渗透到敌人的军、政、警、特内部，形成一支数千计的地尖兵，获取了大量的战略战术情报。如在北平活动的情报组织“北平联络局”，就在国民党中间势力的代表人物、民主党派人士、学者、名流以及国际友人中建立了广泛深入的联系，并打入华北伪上层组织和新闻单位，洞察和利用敌伪之间、伪组织上层人物之间的矛盾，获得了许多重要军政情报，及时配合了抗日战争的需要。
1940年8月，彭德怀同志亲自组织的百团大战，历时三个月，大小战役1800余次，歼灭了数万日伪，大长了抗日军民的志气。战役前及战役中，晋察冀情报组织与太行、晋绥等兄弟情报系统均及时送出了准确的情报，有力地配合了战役的进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我天津、华北、东北的情报组织分别从不同角度获得了日本帝国主义即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重要战略情报。许建国是一位善于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方针政策的指挥员。1944年以后，他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加强城市工作、准备战略反攻的指示，以及从敌特手中获得的蒋介石在日降后决心消除异己、准备内战的反共文件，在对敌隐蔽斗争方面及时作出了新的部署，在众多无名英雄出生入死、艰苦卓绝的努力下，取得了辉煌战果。许多及时的战略战术情报，为党中央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他在担任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部长期间，还兼任中央情报部晋察冀第一分局局长。他高瞻远瞩，除大力开辟华北地区的情报工作外，还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东北和华北地区，先后在南京、上海、沈阳、长春、哈尔滨等汪伪及伪满的军政首脑机关，以及敌人的警、宪、特务组织内部，埋下了红色的种子，绽开了革命之花。
在抗战以前，一批东北留日学生中的爱国青年，秘密组织“东京反帝大同盟”、“东北留日学生中救亡会”、等革命团体，积极地从事抗日活动。1940年，一些领导骨干回国同党取得联系后，把工作重点转向情报工作。这些留日革命青年大多是伪满中上层人物的子弟，有的同志还是伪满国总理大臣的子、侄。他们回国后分别担任了伪满军政要职，具有从事情报工作的有利条件。但由于与内地交通联络不方便，工作发展受到限制。在干部政策上一向不于教条主义的许建国，十分重视这支可贵的力量。
首先，由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谢普生同志前往天津主持工作，以天津为连接东北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接力点，建立了专用交通线，开展东北的情报工作。
接下来，许建国决定派出得力干将到东北去和秘密情报组织接头。思来考去，他终于想到了两个人。
很快，李振远，周梅影同志来到了许建国的办公室。他们俩都是跟随许建国多年的老侦察战士，并且在不久前结成了夫妇。
“李振远同志，周梅影同志，你们坐下。现在，我有一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一见到他们，许建国便向他们布置了任务。
“请首长放心。无论多么艰巨的任务我们都会坚决完成，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李振远夫妇立刻向许建国表态。
许建国赞许地点头道:“我想你们夫妇作为我的特使前往沈阳。同东北秘密情报组织接头，带去我的指示。”
这个决定让李振远有些意外，因为他们都没想到，身为华北情报部门的一员，现在居然要被派到东北去了。
看到他们眼中的疑惑，许建国对他们作了解释。
东北秘密情报组织的前身是1935年秋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反帝大同盟”，这个同盟是以张为先为中心，有丁宜，陈卓毅等参加的组织。到了三十年代初，何松亭，张为先先后苏联学习，1934年经驻莫斯科代表团分别派回东北，没想到，回到东北之后，却发现东北的党组织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因而根本接不上头，直到1937年6月，何松亭才在北平与南汉宸同志接上了党的关系，但是，回到东北后不久就发生了“七七”事变，接着华北联络局及骨干撤回延安，华北联络局的工作便由省委马辉之同志代管，但马辉之同志事务繁忙，所以实际上很少管，1939年，河北省委进入平西根据地，1940年经中央社会部批准，将原华北联络局东北情报关系交晋察冀分局社会派部，由许建国直接领导。这也就是许建国为什么要派特使到东北去指导工作的原因之一。
许建国告诉李振远道:“据我了解到的情况，东北秘密情报机构构里绝大部分都是青年知识分子，有文化，又懂日文，他们很多都曾留学日本，在日本，他们学习了日本进步人士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书籍，还有马列主义书籍，这在东北是根本看不到的。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观，人生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他们是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但是后来，他们成了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有了巨大的精神去柱，为了实现事业，他们愿意做一切事情，包括自己的生命，因此，他们一心想到关内抗日根据地来，如果是留在东北，他们更愿意拿起枪直接同日本鬼子干。当接受在东北从事秘密工作任务时，他们思想上一时就想不通，虽然表示服从组织，但内心并不安于做秘密情报工作。这种想法和情绪是很不利于秘密情报工作的，虽然我在电台中发过指示，但是我感觉到，他们的心还没有彻底安定下来，所以还需要专门派人，耐心地，彻底地做好他们的工作，使他们意识到从事秘密工作的重要性。”
“公开战场和隐蔽战场在革命中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特别在日本法西斯统治下的东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隐蔽战线的秘密情报工作尤其重要，因此，你们一定要代表我，要求他们安心做秘密情报工作，这是当前革命的需要，要从全局考虑不要从个人角度考虑，打入伪满洲国心脏，收集日本情报，为我党做出贡献，这是最光荣的。你们去了东北之后，一定要将我的指示带给他们。切记，切记。”
李振远夫妻连连点头，并用笔记下了许建国的指示。
“凡是打入敌人重要营垒的同志，都制定了严格的纪律，绝对长期埋伏，不得稍有暴露的言语和行动。
一:表面上老老实实，做好掩护职业，并表现不问政治。
二:绝不贪污，因为贪污对搞情报工作的人来讲，一旦被发现，就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会引起政治问题。如果发现别人贪污要装作不知道，不了解，这样就不会树敌，对我们有利。
三:千万不要与不三不四的女人来往，否则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从面引发政治问题。
四:销毁一切与马列主义有关的书籍，这是一个难题，同志们肯定都不愿销毁，但又必须执行，要学会从敌人的报刊，书籍中找出我们需要的正面的东西，这是对我们的锻炼。
五:生活上要保持清淡，不能搞浪费，即使是大汉奸子弟出身的同志，也要和自己的收入保持平衡，以免引人注意。”
带着许建国的指示，李振汉夫妻于1943年春天来到了沈阳等地，对东北的秘密情报组织进行联系和指导工作，这个组织在长期隐蔽过程中，发展了七十多人，其中党员占四分之一，除两个同志是因打入国民党内部而在国民党组织被日寇当作嫌疑犯逮捕外，再没有遭受到任何损失。
东北秘密情报组织创造中国。乃至全世界特工组织的奇迹，因为我党多年来在东北，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在所建立的秘密革命组织被破坏殆尽的情况下，惟有晋察冀社会部领导的这一情报组织一直保存下来了！
晋察冀社会部领导的东北秘密情报组织，不但在东北各大城市，而且在日本的东京、京都也建立了情报网点。这些地下尖兵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获取了大量的战略战术情报，包括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战略部署，伪满陆、海、空军的编制、兵力、武器装备、军事部署、训练和作战能力，以及军警、特联防、防谍、镇压我东北抗日游击队的措施等大量情报。这些详实而重要的情报，对配合我军作战以及以后配合苏军歼灭关东军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我党对国民党统治区和汪伪的情况比较了解，对东北日军和伪满的情况知之甚少。所以在东北情报工作局面打开后，我党中央领导非常高兴。
1943年末，许建国又派出特派员潜入到沈阳，对东北秘密情报组织进行了充分的考查与了解，并与这个组织仍在东北的领导同志进行了反复地讨论与研究，特派员回到社会部后写了较为详细的《满洲工作报告》，此报告于1944年初送给正在延安开会的许建国后，他便将此报告转呈给毛泽东主席审阅。
毛主席看了之后，高兴地说:“东北并非铁板一块，国防线（指为满洲政府）是可以突破的，满洲工作大有可为。”并赞扬道:“东北秘密情报组织是在许大胡子的手上得以恢复和发展起来的。许大胡子很了不起！”（注，因许建国常年留有一脸的大胡子，所以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袖都称许建国为许大胡子）
更值得一提的是:东北的秘密情报组织，在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大部分同志仍未公开自己的身份，有的打入国民党内部继续工作，在执行搜捕日寇，伪满要犯，侦察国民党特务组织工作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苏联红军打败日本关东军之后，前满洲国务总理张景惠的儿子张梦实（原名张绍纪）向进驻长春的苏联红军提供情报，并将以张景惠为首的伪满大臣以及大汉奸一网擒获，接着他又能随着未代皇帝溥仪等要犯在苏联红军押解下去了苏联，在那里担任翻译和读报工作达六年之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回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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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建国领导的华北情报组织
抗日战争时期，许建国肩负建立，领导华北和东北地区的情报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组织精干力量深入日伪的战略要地和要害部门，积极开展工作，建立情报网点，使我党情报组织成为收复东北，解放华北的先遣队，
1939年汪精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汉奸，在上海召开所谓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准备成立伪政府的时候，许建国就毅然决定派遣情报人员趁机打入，早在汪伪政权刚刚建立时，许建国手下的情报人员已经打入到了南京，上海汪伪要害部门和核心部门，获取了大量机密情报，一直到汪伪政权垮台。这其中，李时雨和孙静云都是打入汪伪政权杰出的特工代表。
李时雨，原名李亭芳，解放后历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国务宗教事务管理局组成员，顾问，孙静云为其妻，现都已去世。
1940年，李时雨夫妻俩由党组织派遣到南京，上海从事情报工作，到1942年，他们在那里已经站稳脚跟，工作开展起来以后，有必要到根据地汇报工作并提出工作计划，面请领导指示机宜。以便进一步扩展工作。当时由于李时雨的请假有困难。又因目标较大唯恐暴露，经许建国批准由孙静云同志进根据地江报，
接到这个指示，李时雨和孙静云都很激动，虽然他们同许建国通过电台已经有了几年的联系，但从来没有见过面。一想到终于可以见到自己的领导，李时雨和孙静云激动的心情可想而之。
孙静云先从南京到了天津，然后又经保定，满城，通过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终于进入了解放区，又在骑了七天的毛驴之后，到了东赵庄。终于见到了许建国。
现实中的许建国和孙静云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孙静云原以为，身为中央的高级干部，边区地下情报工作的最高领导人，许建国应该是非常威武，非常严肃的一个人，然而见到了许建国之后，她才发现自己完全想错了，许建国连制服也没穿，穿的是一身打了补丁的百家衣，并且一脸的憨笑，象一个地道的憨厚的老百姓，一见到她，许建国便站起身来，双手紧紧地把她的手握住，亲热地摇着:“静云同志啊，可终于见到你了。盼你来盼了好多年了”。虽是初次见面，却象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重逢一样。这让孙静云心里热乎乎的。拘紧，紧张的情绪马上一扫而光。
“许部长，我一直对您很仰慕，今天能见到您，真的是感到非常荣幸。”孙静云诚恳地说。
“别这么说，你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国革命的事业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应当是我以你为荣才是。来，坐下谈，坐下谈。”许建国大笑着说道，并亲自端来椅子，让孙静云坐下。
“许部长。”孙静杜理卿见许建国如此随和，也就大胆地问道:“您不是有一个外号叫许大胡子吗？连毛主席都这样叫您，为什么您现在脸上根本没有胡子呢？”
“哈哈哈。”许建国大笑了起来:“我确实是留有一脸的大胡子啊，不过，凡是要迎接贵客之时，我都会把胡子剃得干干净净。还有，不要叫我许部长，大家都是革命同志，叫我老许就可以啦，他们都是这样叫我的。”
听了这话，孙静杜理卿心中又是一阵感动。点头道:“好的，许----，呵，老许。”
“来来来，一路辛苦，先吃个西瓜。是我亲手种的呦。”许建国又亲自为孙静云切开了一个大西瓜。然后将第一块递给孙静云，并招呼其他的同志:“来，大家都吃。”大家遂一拥而上。你一块，我一块。边吃开玩笑。果然，他们和许建国说话的时候，都不喊“许部长”而是喊老许，而许建国也都是喊他们“小王”“小李”，这可见他们平常关系十分融洽。看到这里，孙静云彻底放松了。
吃罢西瓜之后，许建国开始和孙静云交谈起来。先问了孙静云李时雨他们在生活方面的问题。得知他们一切都很好，许建国才开始谈到工作方面。
“对现在的工作。你和时雨同志有什么意见和想法吗？”许建国问道
孙静云回答道:“目前我们已经基本上获得了敌人的信任，完全有条件扩大工作，我们想更深一步地进入敌人的核心。只是我们在敌人内部人数太少，因而力量显得单薄，是不是希望老许能再多派精兵强将打入敌人内部。”
“静云同志。我很能理解你希望革命工作能进一步发展的想法，但是呢，我党在敌区的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万万不可过于急躁，突露锋茫，因小失大，我党地下情报人员本质的核心问题是‘精’，而不是‘多’。所以我希望这一点你要好好地理解。”许建国耐心地解释道。
孙静云点头道:“我明白了，老许，回去之后我一定遵照您的指示，更谨慎地展开地下工作，另外，现在我们的工作已经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局面，步步深入到敌人心脏，时雨有些担心，他的掩护职位越来越高，将来可怎么办？”
许建国大笑起来:“如果时雨的官越做越大，那就太好了，那正是我们做情报工作求之不得的事情。你回去告诉时雨，让他尽管大胆地往上爬，官儿越大越好，最好是把汪精卫都拉下来！他来坐汪精卫的位置。哈哈哈哈。”
听到这里，孙静云忍俊不禁，也笑了起来。又说道:“为了情报传递及时，希望组织上帮助建立交通通讯，我们有条件把组织上派的报务人员打进敌人内部，作为上海保安司令部电台人员，希望组织上早日派人去。”
许建国说:“还是一个道理，一定要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要懂得革命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道理，不可操之过急，虽然一时还没有适当的技术人员可派，但一定给你们派人去”。
果然，不久之后，许建国派李才同志到上海检查指导工作，顺便打进伪上海保安司令部做电台技术人员。。
“做地下工作，时时都有生命危险，有没有想过，如果哪一天暴露了怎么办？”许建国问孙静云道。
“当然是宁死不屈。”孙静云毫不犹豫道。
“对，要做一名名符其实的党员，必须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事业，在敌区工作要勇敢机智，要有临危不惧，宁死不屈的精神，充分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突发事件。”
两人的交谈足足持续了几个小时，仍有意犹未尽之感，许建国陪着孙静云吃过饭后，两人又继续交谈，一直谈到深夜，孙静云感到，今天收获很大，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按照计划，三天后孙静云返回南京，临行前的那个晚上，许建国一再叮嘱孙静云，遇到敌人扫荡应该怎么办，出敌人封锁线检查口应注意什么，就是出了检查口进入了敌占区也不要大意，就象一个老人对没有出过门的孩子那样关心，孙静云走的时候是半夜三点，本来许建国不必起来相送，但他还是不到两点钟就来陪孙静云吃饭，然后把她送出庄外，每次孙静云说不用送了，但他还是坚持送了一程又一程。
回到敌占区后，李时雨夫妇严格按照许建国的指示行事，由于工作得当，李时雨进一步得到汪精卫、陈公博信任。先后在南京、上海成为汪记国民党“六大”代表、立法委员和上海保卫司令部军法处处长，孙静云则担任机要交通。这对革命夫妻，冒着极大风险，长期潜伏敌营，为组织递送了大量重要军政情报。如汪精卫当面向李时雨透露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秘密谅解事项》等卖国密约的内容。为党中央决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日本投降前后，两夫妻又主动与新四军取得联系后，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
许建国领导的情报组织抵得上千军万马
解放战争时期许建国历任晋察冀中央局、中央华北局常委、社会部部长、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等职。他根据国内形势和敌情的变化，除加强解放区的公安保卫工作外，继续采取多种形式，以大中城市为重点，加强派遣工作。我们的地下尖兵分别打入国民党军、政、宪、特等要害部门和首脑机关获得情报。如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和“华北剿总”的机要、作战部门都有我们的力量，从而基本上掌握了华北敌军的序列和军事态势，及时准备地取得了平、津、保、石地区的敌军作战计划等重要情报，对配合华北战场的军事行动、1949年初的平津战役以及顺利接管平津两大城市都起了重大作用，受到了多次通令嘉奖。
早到抗战末期，许建国已经从潜伏在日本首脑机关的内线中获取了“蒋介石在日本投降后，决心消灭异已，准备全面内战”的资料，在对敌隐蔽斗争方面马上做了新的部署。
一天，他把他的秘书长，老红军甘霖同志叫到了跟前。对他说:“老甘啊，以后你不能再当我的秘书长了。”甘霖听了大惊道:“老许，是不是我犯了什么错误。你不要我了。”许建国笑道:“当然不是，盟军现在节节胜利，美国已经将日军困在本士，日本投降指日可待，现在我们要密切注意国民党的动向，我需要派一个得力的人选任北平站站长，前往北平潜伏下来，以后伺机打入国民党内部，你为人精明能干，又很细心，所以我想派你去。”说完，他拿出了一本张恨水所著的《啼笑因缘》说:“你带一部电台去，以后直接和我联系，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汇报，电报密码利用这本书。每三个数字代表一个字。”他翻了翻书，指着第七十四页说:“比如说‘蒋’字，是在第74页第18行第7字，你便以代码741807代替，其余类推。明白了吗？”
甘霖同志跟随许建国多年，也是老情报工作人员，当然一听就懂。当即点头道:“老许，我明白了。”
一想到要与许建国分别，甘霖同志心中很难过，对许建国道:“老许，既然是革命需要，我当然完全接受党交给我的任务，但我舍不得离开你，舍不得离开同志们啊。”许建国体会他的心情，也动情地说:“这些年来我的工作，生活方面都是蒙你照顾，你是我的左膀右臂，就跟我的亲人一样，我当然也舍不得你走，这些年来我们都有了很深厚的感情，不过为了革命工作，私人的感情只能暂时放在一边，等革命彻底胜利了，全中国都解放了，我们自会再有相聚的那一天。”
就这样，甘霖告别了老许，前往北平，在潜伏在国民党内部同志的帮助下，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即打入了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作战部门。而许建国后来派出的李才同志则打入到“华北剿总”机要部门，他们就象钻进了铁扇公主的孙悟空，对敌人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又令敌人徒呼奈何。正是这些许建国派出去的无名英雄，为华北的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47年10月中旬的深夜，劳累了一天的许建国刚刚躺下，忽然外面急促的敲门声以及报务员小刘呼叫声:“首长，首长，加急电报。三a”
一听说三a的加急电报，许建国马上爬了起来，打开了这份十万火急的电报。
这份电报正是甘霖同志发来的，电文大意是:据悉蒋介石已经命令驻石家庄的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副军长杨光钰率领第三军及两个师，途经正定，新乐，定县，望都，到保定集结，建议我军勿失良机，在望都县对敌进行围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