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里的烟灰缸已经满了。

买家峻看了一眼那一堆烟蒂，有几根还冒着细细的青烟，像是一小撮刚被扑灭的火苗，不甘心地挣扎着。他没有再点烟，把烟盒往桌上一推，推到常军仁面前。常军仁也不客气，抽出一根叼在嘴里，打火机啪地一声，火光映在他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上，皱纹被照得格外深刻。

两个人已经在这间小会议室里坐了整整三个小时。窗外的天从灰蒙蒙变成漆黑一片，路灯亮起来，在玻璃上投下昏黄的光斑。

“老常，”买家峻开口了，声音有点哑，“你刚才说解宝华前天晚上去了‘云顶阁’？”

常军仁吐出一口烟，烟雾在灯光下打着旋儿往上飘。“不是一个人去的。同行的还有三个人——市财政局一个副局长，住建局一个处长，外加解迎宾的副总，姓什么来着……姓马，马什么辉。”

“马德辉。”

“对，就是他。”常军仁弹了一下烟灰，“他们从晚上八点进去，到凌晨一点才出来。出来的时候，马德辉手里多了一个公文包。进去的时候没有。”

买家峻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上那盏日光灯看了一会儿。灯管有些旧了，两端发黑，时不时轻微地闪一下，发出几乎听不见的嗡嗡声。这声音平时没人注意，但在安静的深夜里，它就像一只苍蝇在耳边飞来飞去，赶不走，拍不死。

“公文包。”他把这三个字在嘴里嚼了嚼，“里面装的是什么？”

“不知道。但那天下午，市财政局刚好有一笔棚改专项资金的拨付文件需要副局长签字。文件第二天一早就送到了银行。”

买家峻没说话。他伸手去拿烟盒，发现空了，捏扁了扔进垃圾桶里。常军仁把自己的烟递过来，他摆了摆手，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十一月的夜风灌进来，冷得人一激灵，但也让人脑子清醒了不少。

沪杭新城的夜景从这扇窗户看出去，其实挺漂亮。远处是新建的高架桥，桥上的路灯连成一条金色的弧线，像是谁在天上画了一笔。近处是几栋还没完工的住宅楼，塔吊的红色警示灯一明一灭，在夜色中显得格外扎眼。

这些楼本该在一个月前就封顶的。安置房的六百多户居民，到现在还挤在临时租住的房子里，每个月领着微薄的过渡补贴，眼巴巴地等着搬新家。可工地停了，工人都散了，钢筋水泥堆在那儿风吹雨淋，生了一层黄锈。

“老常，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买家峻没有回头，声音被夜风吹得有些飘。

常军仁沉默了一会儿。他知道买家峻问的不是“这事儿该怎么查”，而是“这事儿该怎么查才能查得动”。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前者的答案很简单——证据摆在这儿，查就是了。后者的答案要复杂得多，复杂到常军仁在组织部干了二十年，也没见过几次真正查得动的。

“解宝华是市委常委。”常军仁终于开口了，声音很慢，像是在一边说一边权衡每一个字的重量，“按规矩，对市委常委的调查，需要上级纪委批准，或者市委主要领导同意。你现在手里有调查组的权限，但这个权限……不包括他。”

“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常军仁把烟蒂摁灭，“我不是在拦你，我是在告诉你，这条路走起来有多难。解宝华在沪杭新城经营了这么多年，他的关系网不是一张网，是一棵树——根扎得很深，枝杈伸得很远，你看得见的只是地面上那一小部分。”

买家峻转过身来，灯光在他脸上投下明暗交错的影子。他的表情很平静，但眼睛里有东西在烧。那种东西常军仁见过，在很多年前，在他自己刚进组织部的时候，在他对着党旗宣誓的那天早上，在他第一次看到一个贪官被绳之以法的那一刻——那种东西叫不甘心。

“老常，你跟我说实话。”买家峻重新坐下来，把椅子往前拖了拖，离常军仁很近，膝盖几乎碰到膝盖，“如果这次不查，下次什么时候能查？等到解迎宾把钱全转出去，等到杨树鹏把证据全销毁，等到那六百多户安置居民再等上一年、两年、三年？”

常军仁没接话。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已经不太年轻了，手背上有了老年斑，指关节因为常年握笔而微微变形。他用这双手翻过无数干部的档案，签过无数提拔任免的文件，也悄悄记录过一些不该被忘记的线索，锁在他办公室最下面那个抽屉里，钥匙只有一把，他贴身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