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国盛也是个投向解放的知识分子，他的内心同样是十分单纯的。他对于要跟踪引导自己参加革命的领导，心理上还是十分抵触的。

季广元批评说:“小杜同志，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你可不能有这种资产阶级的情调，为了个人的目的，违反地下工作的纪律。

知识分子都是小资产阶级，身上带有天然的资产阶级味道。你可要不断地改造自己，跟自己身上的旧习气做斗争啊！”

杜国盛默默地点点头，虽然他自己不是特别理解，但是，他愿意按照党的要求去做，极力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季广元说:“小杜同志，千万要记住，我们并不能就认定谁是叛徒，所以表面上要做出什么事情都没有的样子，避免让自己的同志心理受不了。”

杜国盛觉得，只要自己能够证明自己的领导不是叛徒，这样将来还是能够面对老领导的。他心里稍微舒服了一些。

按照季广元的指示，杜国盛向单线领导他的上级――城工部的余炳士发出了要求见面的信号。余炳士以为又有了新的情报，马上到指定地点跟杜国盛见面。

当天下班之后，杜国盛走进了一家旧书店。一股陈旧的纸张特有的味道扑面而来，两边高大的架子上面堆满了旧书，整个书店充满了一种宁静的感觉。

这种书店，顾客非常少，都是一些学者是死读书的青年书呆子。这种场合，确实不容易引起特务的注意，特务在这种地方也确实容易暴露。

杜国盛一眼看到，一个穿着中山装，戴着一副黑色胶框眼镜，短短的头发几乎全都竖起来的30多岁的男子正在书店一角的地方翻看着一本旧书。这个人就是杜国盛的上级，余炳士。

杜国盛此时心情十分复杂，他不敢轻松地过去跟余炳士见面，他先朝旁边看了看。他看到，季广元穿着一件破旧的深色长衫，正一本正经地看着一本旧杂志，根本都没有向他们这边看一眼。

季广元的样子，跟这个环境十分相称，连余炳士都没有注意到他有什么特别。杜国盛心里暗暗叹了一口气，来到了余炳士面前。

余炳士笑着对他点点头，举起手里的旧书说道:“你看，人家这儿的书是最全的，三联书店36年版本的，这么难找的书，这儿都有。”

杜国盛很自然地来到余炳士身边，两个人一边做出看书的样子，一边小声交谈起来。

杜国盛说:“老余，敌人又修建了新的工事，图不好搞，我在原来的图上面加画了一些标记，在这本书里边夹着。”

说着，杜国盛把一本包着黄色玻璃纸书皮的书放到书架下面的台子上。

余炳士不疑有它，把书拿起来，一边拿在手里，翻看了一下，一边对杜国盛说:“老杜，咱们已经从另外的方向上开展工作了。只要能够把总图弄到手，就全解决了。不过，你这边也要注意，多些线索总是好的。”

杜国盛问:“那么，咱们从那儿弄到总图呢？”

“有其他的同志在想办法。同志们都在用实际行动迎接解放。”

杜国盛点点头。

情报交接就这样完成了，两个人没有再多说什么，余炳士放下了旧书，拿着那本闪闪发光的书走了。杜国盛看到，过了几分钟之后，季广元出了书店，从后面跟了上去。

余炳士在前面越走越快，他虽然只是负责工务局这条线的，但是他作为一个地下工作者，也是希望能做更多的工作，为解放出力。他要尽快把情报交出去，顺便向上级申请担任更多的工作。

由于是要跟上级见面，所以余炳士十分小心，不时回头察看是否有人跟踪。让他满意的是，他身后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员。于是他转了一个圈儿，开始向跟上级见面的地点走去。

余炳士过了海河，进了从前的日本租界。日本战败之后，租界地区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手中，从前在日本租界作威作福的日本侨民和日本军人全都回了日本，这边因此空出了很多比较高档的洋房。城工部的一个机关就设置在这样的房子里。

余炳士一路疾行，很快到了吉野街，城工部的机关就在前面。余炳士在靠近机关的时候，习惯的向四周又张望了一下，这一看，他不由得一惊。

过去的天津，虽然比较现代化，但是这种现代化是分地区的。真正看起来比较高档的是被帝国主义霸占的租界地区。租界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地，所以帝国主义分子把租界修建得比较现代化，街道宽敞，有电灯之类的公共设施。

相对来说，仍然保留在中国人手里的地区叫“中国地”，中国地，就是落后、贫穷的代名词。

从脏乱嘈杂的中国地进了租界之后，街道宽敞了许多。而由于日本鬼子都逃回了本土，曾经被日本鬼子折腾得乌烟瘴气的日租界，也就失去了过去那种喧嚣，街道上冷清了很多。

死板的日本式洋灰街道上，很少的行人中的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突然跃入余炳士的视线。他清楚地记得，这个人在他过河的时候，就在他身后的胜利桥上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