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乔伯春正在看着报务员发报。沈擒龙给他的这份电报，虽然特别急迫，但是对于这时的天津迎接解放的工作来说，这并不是唯一的需要紧急传递的情报和请示。所以，乔伯春虽然把情报送了过来，但是他的情报还是要等着在后面发报。

按照一般的规律来说，电台是不准其他人接近的。但是乔伯春的地位比较高，而他的情报又特别专业，需要随时向电台那边的解放军领导做出解释，所以乔伯春破例被允许守在电台旁边，等待回电。

他似乎听到外面有些异常的声音，除了这种比较贫穷的地方还有人家养狗，深夜居然有狗叫声之外，从大街上还传来了一些隐隐约约的嘈杂的声音，让乔伯春这样的地下工作经验十分丰富的同志感到十分异常。

乔伯春对正在紧张地发报的报务员说:“我出去看看，好像情况不对。”

报务员戴着耳机，他对外面的声音没有反应，听到乔伯春这么说，就点了一下头。乔伯春于是小心地从房子里边出来，站在院子里边听着外面的声音。

这时孙逸贤不时回头看着电台测向车里的那个特务，按照他的指点，指挥特务包围过来。他们越是靠近，特务们脚下发出的沉重的脚步声就越明显。这边没有路灯，特务们虽然有手电筒，可是仍然看不清脏乱的街道，行动相当混乱。

乔伯春越听越觉得不妙，他打开大门，向小街道上看了一眼。开始时候他什么都没有看见，可是，就在他准备关门的时候，突然看到，一道手电光从小胡同的拐角处射了过来，随后，几道光束都胡乱地晃动着向这边照过来。

乔伯春心想，坏了！

这时他才突然想起那天沈擒龙曾经跟他说过的，欧洲的秘密警察搜捕电台的故事来。在30年代中期，反间谍机构会使用一种方法搜寻敌人电台，反间谍机关派出3辆货车，车厢顶部都安装着小型天线，每辆货车都有测向设备。利用这种定位方法，反间谍机关能够准确地测出敌方电台的位置。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利用战后得到发展的技术制造出了可以装在一台吉普车上的小型电台测向装备，只要用这样的一辆吉普车，就能在电台附近测出电台的大致方位。当然，苏联也掌握了这种技术，只是苏联的电台测向车只能在5公里之内寻找电台，而且受到噪音干扰十分厉害，效果相当不好。

乔伯春暗暗责备自己，实在是太大意了，为什么刚才没有加强观察。敌人已经到了身边还没有发觉。其实，这就是技术观念的原因，特工技术的差距，决定了特工组织的行动方式，这不是只用一句话提醒就能改变得了的。

乔伯春急忙在院子里寻找东西，先极力把大门顶好，然后又跑进房子，通知报务员赶快撤退。报务员一边抬头看着他，一边加快速度发报。

乔伯春急忙喊道:“快撤退！敌人到了胡同口了！”

报务员冷静地说:“不行，还有很多重要情报，必须马上发出去。城外的解放军正在等着，你们的这个关于机场的情报也必须发出去。我们没有时间了。”

乔伯春急得跺脚，这时他根本帮不上一点儿忙。看到报务员镇静地迅速发报，乔伯春也冷静了一下。他问道:“我能干什么？”

报务员说:“你帮我把这些情报底稿和密码烧掉。”

这个道理乔伯春也是明白的，这些东西十分重要，绝对不能落到敌人手里。乔伯春立刻把那些东西放在旁边的地上，蹲下去，开始点火。

很快，浓烟笼罩了整个房间，报务员在浓烟中一边咳嗽，一边拚命发报。这时，大门处传来了猛烈的砸门声，几个人在用力砸门。随后，一个粗鲁的声音大喊:“砸什么门，快跳进去，别让奸党跑了！”

乔伯春看看报务员，看到报务员仍然在若无其事地飞快发报，也就不再管那么多。他把一个单薄的衣柜推到门前，用力顶到门上，又拽过一把椅子，顶到衣柜的门上。然后，他又跑到对面的房间去，又推过来一个桌子，也顶到门口。

这时，房门已经被人用力敲打起来，一群特务在大声喊叫:“快开门，你们被包围了！快投降！”

这时乔伯春反而悠闲起来，他坐在衣柜前面的椅子上，拿出烟，点上，悠然自得地抽起来。报务员朝他看了看，笑了一下，仍然飞快地发报。

这时，外面的特务不知道用什么用力撞击房门，单薄的木板门发出破裂的声音，变得摇摇欲坠。乔伯春站起来，也用力靠到衣柜上，用自己的身体挡住衣柜，把衣柜顶到房门上。

外面一个声音大叫:“奸党就在里边，开枪，把门打碎！”

报务员抬头看了看，乔伯春若无其事地用力向后靠着，同时对报务员点头，示意他继续发报。报务员说:“已经到你们那个了，再坚持5分钟。”